柳宗元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、思想家、文学家。他一生坎坷，在政治上因参加王叔文集团的改革而长期遭贬，因为受家庭影响及其人生遭遇，对于佛教有深厚和独特的见解与看法。在他的诗文中大多反映他的身世之怀和万物归寂的意境。他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，被誉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，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散文家，还是一位很有成就的诗人。魏庆之尝谓：“人生作诗不必多，只要远传。如柳子厚，能几首诗？万世不能磨灭。”（１）刘克庄亦称：“如柳子厚诗，……得一二首似之，足矣。”（２）可见其诗对后世的吸引力之大，生命力之久远。柳宗元诗歌特点形成的原因，一方面同作者的才情秉赋、遭际阅历有关，同时，也不能不看到，当年广为流布的佛教，尤其是中国化佛教业已形成后的诸多门派对其诗歌创作影响，也是一重要因素。本文主要追踪柳宗元谪居岁月与释门的广泛交游，以廓清柳氏佛学思想的基本面目，从而在思维方式、情感逻辑等方面探寻佛禅对其山水诗创作的直接、间接的影响，探讨其山水诗的意境、风格及其成因。
一、 一生坎坷近空门
柳宗元（773～819年），字子厚，唐代河东（今山西省永济市）人，代宗大历八年（773年）出生于京城长安，宪宗元和十四年（819年）客死于柳州。一代著名文学家、思想家，享年不到50岁。因为他是河东人，终于柳州刺史任上，所以人称柳河东或柳柳州。柳家与薛、裴两家被并称为“河东三著姓”。柳宗元的八世祖到六世祖，皆为朝廷大吏，五世祖曾任四州刺史。入唐后，柳家与李氏皇族关系密切，只高宗一朝，柳家同时居官尚书省的就达22人之多。但到了永徽年间，柳家屡受武则天的打击迫害。到柳宗元出生时，其家族已衰落，从皇亲国戚的特权地位跌入一般官僚地主阶层之中。其父柳镇，官秩一直很低。柳宗元非常感慨地说，柳氏到他这一代，已经“五、六从以来，无为朝士者”。安史之乱，使柳家又受到一次巨大冲击。战乱中，柳镇送母亲入王屋山避难，自己携着一家汇入逃亡人流，逃到吴地。在南方，一度生计艰难，有时竟薪米无着。柳宗元正出生于“安史之乱”后，他的幼年便是在穷困艰难中度过的。柳宗元成长于动乱年代，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对人民遭受的苦难有一定的了解，对社会现实有一定的认识，这对他以后的文学成就和思想建树不无影响。
贞元九年（793年）春，20岁的柳宗元考中进士，同时中进士的还有他的好友刘禹锡。贞元十二年（796年）柳宗元任秘书省校书郎，算是步入官场，这一年，与杨凭之女在长安结婚。两年后，中博学宏词科，调为集贤殿书院正字，得以博览群书，开阔眼界，同时也开始接触朝臣官僚，了解官场情况，并关心、参与政治。到集贤殿书院的第一年，他便写了《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碑》，颂扬了在朝政大事上勇于坚持己见的谏议大夫阳城，第二年写了《辩侵伐论》，表明坚持统一、反对分裂的强烈愿望。
贞元十七年（801年），柳宗元调为蓝田尉，两年后又调回长安任监察御史里行，时年31岁，与韩愈同官，官阶虽低，但职权并不下于御史，从此与官场上层人物交游更广泛，对政治的黑暗腐败有了更深入的了解，逐渐萌发了要求改革的愿望，成为王叔文革新派的重要人物。但是由于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，只有短短的几个月，随着唐顺宗李通退位及病逝，改革派纷纷落马，他也被贬为永州司马。在永州任上，妻母先后亡故，后虽奉诏入京，旋复贬为更边远的柳州刺史。他自述云：“五年之间，四为大火所迫”，“抱非常之罪，居夷獠之乡”。
柳宗元之母卢氏好佛，亲戚中也有多人奉佛，他自己也说：“吾自幼好佛，求其道，积三十年。”（《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》）这三十多年大致可分为幼时的盲目、为政时期的附会时尚和贬官后的自觉三个阶段。（３）他在长安应举和为政时期，曾与文畅等出入官场文坛的僧侣结交，很欣赏晋宋以来谢安石、王羲之、习凿齿、谢灵运、鲍照等人与和尚支道林、释道安、慧远、慧休的关系，并极力称赞那些与自己同时代人的那种“服勤圣人之教，尊礼浮图之事”的亦儒亦佛的生活（详见《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》）。只不过这时他在政治上一帆风顺，忙于实现政治抱负，不以文为意，所以作品少，佛教思想也表现得不明显。被贬永州后，他由一朝重臣而流落远荒，社会地位的巨大反差，内心的极度痛苦，使他不得不到佛教中寻求寄托甚或解脱。初到永州，居无定所，只好寄居在重巽的龙兴寺，这样每天接触的是经书禅堂，促使他进一步研究佛教教义，从而对佛教有了深切的体会。他曾在《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》一文中颇为自负地说：“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说。于零陵（即永州），吾独有得焉。”他改贬柳州后，来到提倡“顿悟”的南宗禅的发源地，进一步受到禅宗的浸染。苏轼曾说：“子厚南迁，始究佛法。作曹溪、南岳诸碑，绝妙古今。”（４）佛教的出世间法已影响他生活情趣与审美趣味，并渗透于他的诗歌创作中。
柳宗元认为“佛之道，大而多容，凡有志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，则思入焉。”（《送玄举归幽泉寺序》）这正是他改革失败后被贬永州的真实心理状态。受佛禅影响，他悠游山林，并于自然山水中体味到了“与万化冥合”的禅意。他早有悠游山间林泉的好尚，“夙抱丘壑尚，率性恣游遨。”（《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》）贬永州后，随着对佛教教义理解的加深，加上认为自己“既委废于世，恒得与是山水为伍”（《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序》），于是，“自肆于山水间”（韩愈《柳子厚墓志铭》），更有意识地在这人烟稀少的远僻之地搜奇觅秀，遨游丘壑林泉以求得内心的平静与精神的快适，从自然山水中寻找慰藉，以排解心中的郁结。他在《游朝阳岩遂登西亭二十韵》中这样写道：“谪弃殊隐沦，登陟非远郊。所怀缓伊郁，讵欲肩夷巢？”可见他登临游览的目的就是要借此宽解胸中的郁闷。他毫不掩饰自己是满怀牢骚来游览登临的。他的许多山水诗作常常这样开头：
“隐忧倦永夜，凌雾临江津。”（５）
“拘情病幽郁，旷志寄高爽。”（６）
“窜身楚南极，山水穷险艰。”（７）
“苦热中夜起，登楼独褰衣。”（８）
在永州十年间，他经常与朋友、僚属“上高山，入深林，穷回溪，幽泉怪石，无远不到。”在浪迹山水、悠游山林的过程中，他确实于自然山水中寻到过慰藉，体会过与自然冥然化合的境界，这种“心凝神释，与万化冥合”的物我两忘境界的获得，则正是受佛教影响所致。
除了悠游山林，他还植竹禾，艺花卉以自遣，“筑室茨草，为圃乎湘之西。穿池可以渔，种黍可以酒，甘终为永州民。”（《送从弟谋归江陵序》）过着“把锄荷锸，决泉为圃”和“浚沟池，艺树木，行歌坐钓，望青天白云”（《与杨诲之第二书》）的闲适生活。这种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，清静淡泊、恬然自适的生活情趣，也正是受佛禅影响的结果。
二、对佛教独特的看法——融会佛儒
柳宗元绝不是生性淡泊之人，他对待人生的态度是积极执着的。他虽然好佛，但他的思想基本上还是儒家的。他一生有两项重大活动：一是参与永贞革新，一是领导古文运动。这二者都与他复兴儒学、佐世致用的思想有关。他既身体力行了“励材能，兴功力，致大康于民，垂不灭之声”（《答贡士元公谨论仕进书》）的政治理想，又明确提出“文者以明道”（《答韦中立论师道书》）“辅时及物”（《答吴武陵论〈非国语〉书》）的主张和以儒家经典为“取道之源”（《答韦中立论师道书》）的原则。他早年“颇慕古之大有为者”（《答贡士元谨论仕进书》），热衷仕进、向往功名，自言“少时陈力希公侯，许国不复为身谋”（《冉溪》），“勤勤勉励，唯以中正信义为志，以兴尧舜孔子之道、利安元元为务”（《寄许京兆孟容书》）。即使在被贬逐后，他仍坚持“仕虽未达，无忘生人之患”（《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》）的儒家思想。
柳宗元的世界观中既有儒家的济世之志，又主张融会佛儒。在《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》文中，柳宗元认为，“孔子无大位，没以馀言持世，更杨、墨、黄、老益杂，其术分裂，而吾浮图说后出，推离还源，合所谓生而静者。”这一段话的大意是说佛教与杨朱、墨家、黄老之学等都一样，究其本源而言都是与孔子的儒学一致的。柳宗元力图从儒家的立场出发融佛，而唐代慧能所传的南宗禅则是从佛教的立场把儒学融于佛，二者有接近的趋向。故柳宗元最反对那些弄神弄鬼的“诬禅乱教”，而推崇慧能开创的南宗禅。
尽管柳宗元自称“自幼好佛”，天台宗也把他列为重巽的俗家弟子，（９）而宋志磐的《佛祖统纪》就把柳宗元列入天台法嗣之中。但他却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，他博采众家，苏轼赞许他“儒释兼通、道学纯备。”（10）他对佛教的接受，主要是领会佛教义理，以图“统合儒释”，把佛教思想纳入儒家思想体系。他在《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》、《送僧浩初序》等文中，都提出并阐述过“统合儒释”这一思想主张。他站在儒家文化的立场上，以固有的儒家的人生准则审视并阐释佛教理论，对佛教徒那种与儒家道德相违背的“无夫妇父子”的行为是极力反对的，从维护封建统治这一原则出发，他也反对佛教徒“不为耕农蚕桑”而坐食的行为。而自己所注重的，是佛教这些外在迹象掩蔽下的内在“韫玉”，即与儒家的经典《易》、《论语》相合的义理精神。一般说来，儒家“入世”，释家“出世”，似大有牾，但柳宗元认为佛与儒有相通之处，主张“悉取向之所以异者，通而同之”，“咸伸其所长而黜其奇斜，要之与孔子同道”（《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》）。通过他的独特理解，二者不但能相圆通，而且是相辅相成的。这表现在三个方面：
（一）是他认为佛教教义在伦常上与儒家有相通之处
他非常赞同慧能的“恩则孝养父母，义则上下相怜”（《坛经·疑问品》）的孝道思想，认为“金仙氏之道，盖本于孝敬”、“释之书有《大报恩》十篇，咸言由孝而极其业……于元师，吾见其不违，且与儒合也。”对“行求仁者以冀其心”，“由孝而极其业”的元师尤为赞赏，对那些“去孝以为达，遗情以贵虚”，“虽为其道而好违其书”的僧人提出批评。
（二）是他把佛教戒律与儒家礼制作用等同一致
他认为“儒以礼立仁义，无之则坏；佛以律持定慧，去之则丧。是故离孔子仁义者，不可与言儒；异律于定慧者，不可与言佛”，“儒以礼行，觉以律兴”（《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》）。他非常反对那种“小律而去经”的做法。对律宗深有好感：“其有修整观行，尊严法容，以仪范于后学者，以为持律之宗焉”（《送琛上人归南觐省序》），而对禅学末流，持明显的批判态度：“而今之言禅者，有流荡舛误，迭相师用，妄取空语，而脱略方便，颠倒真实，以陷乎己，而又陷乎人”（《送琛上人南游序》）；“传道益微，而言禅最病。拘则泥乎物，诞则离乎真，真离而诞益胜。故今之空愚失惑纵傲自我者，皆诬禅以乱其教，冒于嚣昏，放于淫荒”（《龙安海禅师碑》）。他将佛教的律类比与儒家的礼，如没有礼则无所谓儒家，没有律也就无所谓佛教了。
（三）是他认为儒佛都具有济世的功用
在柳宗元看来，“其教人，始以性善，终以性善，不假耘锄，本其静矣”（《曹溪第六祖大鉴禅师碑》）的佛教，“可以转惑见为真智，即群迷为正觉，舍大暗为光明”（《永州龙兴寺西轩记》），所以应将“真乘法印，与佛典并用”（《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》），以“丰佐吾道”，实行教化。实际上就是把佛教作为工具，利用其宗教力量为实现儒家的政治理想服务。他治理柳州就是实施了这一“援佛济儒”的主张。他一方面认为“人去其陋，而本于儒”，到柳州两个月，就重修孔庙，期待以儒家学说对当地尚未开化的群众进行教化，使他们能够“孝父忠君，言及礼义”（《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》）。一方面又认为对于“董之礼则顽，束之刑则逃”的蒙昧边民来说，“唯浮屠事神而语大，可因而入焉，有以佐教化”（《柳州复大云寺记》），于是主持修复大云寺，借佛教以达到“去鬼息杀而务趣于仁爱”（《柳州复大云寺记》）的目的。可见，他修佛寺完全是功利性的，不是出于信仰的动机，而是作为一种治世化人的手段。
柳宗元不仅以固有的儒家观点来审视佛教理论，而且以同样的态度审视僧人。他所称道的僧人，都是具有顽强毅力，严谨持身，对自己的信仰和事业绝无纵肆懈怠之态的高僧。他们既有明确的目标，积极的行为，又有“不爱官，不争能”的高尚的精神境界。“这些僧人不是以出世者的面目呈现在柳宗元的文中，而更象严以律己、勤于求道教人的学者，……他们在自己的信仰领域内，所作所为皆有目的，有成效，他们的人生意义主要不在虚幻的解脱成佛，而表现为行道的积极追求。”（11）由此可见，柳宗元是按照他固有的儒家思想来理解佛教及僧人的。“统合儒释”，实际上是援佛济儒。“柳宗元的禅世界处处洋溢着一种不可须臾即离的儒风。……所以柳宗元的禅世界是禅为表、儒为里，禅为用、儒为体的统合禅儒的世界，是一个极其独特的禅世界”。（12）
正如章士钊先生指出的那样：“子厚自幼好佛，并不等于信佛。求其道三十年而未得，自不足言信仰。”柳宗元对佛教及作用的独特理解，使他在追求超脱时，又不能忘怀政治，难以保持与现实社会的距离，虽有好佛、参禅之举，却无彻底解脱之意，只能徘徊于儒与佛、入世与出世、社会与自然之间。其山水诗作便常常传达出这种矛盾状态：
“进乏廊庙器，退非乡曲豪。”
“喧卑岂所安？任物非我情。”
“仙驾不可望，世途非所任。”
（未完待续）
— 勇 莲 —